陜西寶雞圍墻廣告 午后，彌陀院的佛堂里，隨著木魚的敲擊聲，居士們誦讀著經(jīng)文。這座距離寶雞市區(qū)20多公里外的寺院，相傳始建于唐，往復于興衰之間，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才回歸它原有的屬性。
寶雞市文物局原局長、68歲的張潤堂退休后，偶爾還會來此轉(zhuǎn)轉(zhuǎn)。與這里的居士不同，吸引他的，是立在院門口那口2米高的碑石。石碑上的字跡有些模糊，但仍依稀可辨—“大同學園舊址”、“軍政部第一俘虜收容所”?！岸?zhàn)時，這里關押了大量日軍戰(zhàn)俘?！睆垵櫶酶挥屑で榈闹v述，抹去了眼前的平靜，那個鐵與血的歲月，在這里記錄下一段不見硝煙的戰(zhàn)場。
一名逃跑戰(zhàn)俘的懺悔
“大同學園”，這個抗日戰(zhàn)爭時期的特殊“學園”幾乎已經(jīng)被人遺忘。這里曾是日軍戰(zhàn)俘營所在地，與火炮轟鳴的前線不同，將一群戰(zhàn)爭狂人轉(zhuǎn)化成崇尚和平的反戰(zhàn)人士，也是一場艱苦卓絕的“戰(zhàn)爭”。
1938年，中國的華北、華南等地正經(jīng)受著日軍炮火的侵襲，而戰(zhàn)俘營也在這一年經(jīng)歷了轉(zhuǎn)變。
有十幾名日軍戰(zhàn)俘從前線戰(zhàn)場移送到了位于西安南郊的靈感寺內(nèi)，這些戰(zhàn)俘多數(shù)是參與轟炸南京的日軍飛行員?？蓻]過多久，駐扎在此的中國軍人發(fā)現(xiàn)如何管理這些戰(zhàn)俘是件十分棘手的事。這里懂得日語的工作人員不多，日軍俘虜態(tài)度囂張，不僅不服從管教，還常常毆打管理者和食堂工作人員。
一天，一名叫伊藤正榮的日軍戰(zhàn)俘逃跑后被抓回，態(tài)度依舊不改。按照戰(zhàn)爭時期的軍法，此人將被槍斃。“還是先聽聽他為什么逃跑吧。”行營長官還在猶豫之際，行營內(nèi)有人提出了不同建議。提出異議的是行營新特聘來的上校參議，叫汪大捷，32歲，東北人，此前是東北大學的日語教授。
此后三天，汪大捷與伊藤正榮交談進行規(guī)勸后，伊藤正榮寫下懺悔書，還流著淚說：“日本人對貴國根本不了解，我所在的部隊，除了被俘的6名俘虜，全都戰(zhàn)死了。我們也反對日本軍閥與資本家挑起的這場戰(zhàn)爭?！弊罱K伊藤正榮被免于槍斃處罰。
汪大捷將這次談話翻譯成文字，發(fā)表在當時西安影響力最大的《西京日報》上，引起了社會很大反響。
將戰(zhàn)俘營辦成“學?！?br /> 也因此事，在1938年準備籌建“軍政部第一俘虜收容所”時，當時行營的負責人想到了這個“對日本人有一套”的汪大捷，打算任命他為所長。但對于這個職位，汪大捷有些猶豫。
這個出身沈陽農(nóng)村木匠家庭，曾經(jīng)在“東京高等師范”(日本筑波大學前身)、北京師范大學和東京帝國大學上過學的汪大捷，所學的專業(yè)分別是英語專業(yè)、教育系和日本歷史。他更像一名知識分子，而非軍人。
但戰(zhàn)爭改變著所有人的一切，也包括汪大捷。汪大捷想不通，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，為什么會咄咄逼人地入侵呢?他曾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研習日本歷史，希望從中找到答案，臨近畢業(yè)時，他因“反滿抗日”和“對皇室大不敬”的罪名被東京特務組織抓走。最終在日本幾位朋友的全力保釋下，回到上海。
沒想到，1937年7月7日，盧溝橋事變爆發(fā)。此后一個月，汪大捷夫婦顛沛于江浙滬，沒不久，淞滬會戰(zhàn)打響。他和妻子輾轉(zhuǎn)從蘇州經(jīng)徐州來到當時的“后方”—西安。生活沒有著落的汪大捷，憑借日語水平和學生的幫助，在“西安行營”謀得上校參議的工作。
誤打誤撞進入軍界，又將被任命為俘虜收容所所長，汪大捷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想對俘虜采取教育的管理手段。1938年9月，他正式上任。上任之初，他就宣布戰(zhàn)俘營將被命名為“大同學園”。據(jù)說，這個名字是妻子幫他取的，本著中華民族傳統(tǒng)的仁愛精神、有教無類思想、世界大同理想;提出“以德報怨，化敵為友”的教育目標。
但當時，少有人能理解。歷史會證明一切。1987年，81歲的汪大捷第三次踏上日本時，一個日本老兵痛哭流涕地表示：“我是個罪人，我曾在那場戰(zhàn)爭中殺了幾百個中國人!我的余生一定要用實際行動為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而奮斗，向中國人民謝罪!”
學園里的“大同”生活
1939年9月，由于日軍對西安頻繁轟炸，成立僅一年的“軍政部第一俘虜收容所”被迫搬離靈感寺，轉(zhuǎn)移至寶雞市如今彌陀院的所在地。
太寅村距離彌陀院不遠，現(xiàn)如今一些老人還對當時的寺院存有記憶。張尚仁回憶當年的情景說，這天，村西的河道里上來一支著裝各異的部隊，其中一些人相互攙扶、還拄著拐杖。“戰(zhàn)俘有將近一百人，都穿著灰色衣服，頭剃得‘倍兒’亮，而當兵的只來了三十多人……”
搬遷工作結(jié)束后，汪大捷在山門正檐上掛出了自己親筆書寫的“大同學園”四個字，每一個院落也都起了特有的名字，分別寫上“日新門”、“三省門”、“進步門”……
日軍戰(zhàn)俘自幼深受軍國主義教育毒害，有些頑固不化。張尚仁記得，每當有日軍飛機劃過上空，就會有日軍俘虜仰望天空，高舉雙臂，大聲吼叫，這給上任不久的汪大捷帶來不少困難。汪大捷與新來的俘虜談心，并教授中日兩國的歷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、中日友好史以及世界歷史。對一些抵抗學習的俘虜，學園編輯了中日友好交往史的教科書，特別是結(jié)合陜西的特點撰寫了許多盛唐時期中日交流的史實，如日本高僧阿倍仲麻呂、小野妹子以及唐高僧鑒真和尚等人的故事，戰(zhàn)俘們很喜歡聽。
在學園內(nèi)，管理人員組織學員制作工藝品和一些日用雜品，如躺椅、筷子、手杖、木匣子等，有些學員則編織毛衣毛褲等。學園租用了寶雞縣城西街的一間房子，專門銷售學員制作的物品，所賣之錢全數(shù)兌現(xiàn)給物品制作者，學園并不提留，還設立信用合作社，每人有一個小存折，可以把錢存起來，隨時取用。
天皇第25代孫的轉(zhuǎn)變
在汪大捷用心的照顧下，一些戰(zhàn)俘發(fā)生了轉(zhuǎn)變，但學園中，還是有人不服從管教。
1940年7月一個雨夜，臨睡前，汪大捷到學員宿舍查看時，發(fā)現(xiàn)有六七個人在密議“越獄”。主謀山本，是日本慶應大學的畢業(yè)生，45歲，被俘前為偽“河南省建設廳”顧問，在學員中頗有號召力。汪大捷立即將衛(wèi)隊連長找來，連夜加強了警衛(wèi)。第二天一早，汪大捷將幾個主謀者分別單獨禁閉，然后對全體學員進行教育，并對被禁閉的人單獨談話。有人很快悔悟，但山木卻不肯懺悔。
由于自感將被槍斃，又遇上下雨時著了涼，山木開始發(fā)燒，他以為，縱不被處以極刑也得病死。沒想到，汪大捷立刻派人把他送到附近的醫(yī)院，第二天還買了點心水果到醫(yī)院去看他。在他住院期間，多次跟他談話，之后山本主動寫出悔過書，“我是清和天皇第25代孫，祖先是開拓北海道的功臣……帝國思想是不能改變的，但是大同學園汪大捷先生的人道主義、大同思想和自己身受對俘虜?shù)膬?yōu)待，我心服了……”
此后，山木成為了“反侵略戰(zhàn)爭同盟會”的顧問，還自己創(chuàng)作劇本《至上之愛》、《天堂地獄》、《正義血戰(zhàn)》等在學園里演出，效果很好。
學園還將一些文藝“學員”組織起來，形成話劇團，開始在附近進行反戰(zhàn)宣傳演出，之后，在西安鐘樓北邊的明星劇院公演了三天，幾乎天天爆滿。
從此，到學園參觀采訪者日益增多，不僅國內(nèi)，連香港的《大美畫報》和《大地畫報》也都前來采訪，著名的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也曾來此參觀并留影紀念。
莫讓世仇悲劇再次上演
然而，好景不長，有人認為收容所所長是個“肥缺”，借汪大捷1941年春帶領俘虜郊游之事，控告他“縱兵擾民”，之后，汪大捷被“撤職查辦”。雖然沒過多久汪大捷便“官復原職”，但從此他離開了大同學園。在他在職期間，這里關押了200多名日軍戰(zhàn)俘，僅1人病死。繼任者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原來的一些做法，但本質(zhì)上，又回歸到軍人管制手段。之后，汪大捷辭去了陸軍大學的差事，全家搬到重慶西郊沙坪壩街35號，在那里開了一個小書店。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。1946年4月下旬，“大同學園”內(nèi)500余名戰(zhàn)俘在部隊的押送下，坐火車遣返回國。
1946和1947年，汪大捷開始先后在北京、沈陽和長春舉辦了“大同學園”的展覽。參觀的中日人員都深受感動。1949年后，汪大捷留在了北京。
1995年8月8日，汪大捷又協(xié)日本友人桐生潤三、秋本能里子等應邀參加了“寶雞市紀念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50周年暨大同學園學術(shù)座談會”。汪大捷表示，希望弘揚宣傳大同精神，促進中日和平友好，莫讓德法的世仇悲劇再次發(fā)生。
2000年8月15日，“大同學園舊址”碑落成，正面“大同學園舊址”六個大字系汪大捷先生手跡。兩個月后，汪大捷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6歲。按照他的遺愿，翌年9月，他的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大同學園舊址內(nèi)。
“大同學園舊址”現(xiàn)為渭濱區(qū)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而當年，他在日俘營里進行的“大同實踐”依舊影響著當下，并啟示著未來。 華商報記者 賈晨
本次活動特別鳴謝“華山論劍西鳳酒”全程冠名支持，陜西抗戰(zhàn)遺跡尋訪用車由陜西吉正雙龍?zhí)峁?
